張求會：陳寅恪是怎樣煉成的？
受訪者：張求會
采訪者：彭湃新聞
來源：彭湃新聞
時間：孔子二五七零年歲次己亥十一月廿八日甲午
耶穌2019年12月23日
【彭湃新聞編者按】義寧陳氏源出客家，雍正年間始由福建上杭遷至江西修水，屬于被土著士紳排擠的族群，其家族用了百年時間從“棚平易近”躍升至鄉紳；直到陳寶箴中舉，才為家族初獲功名，以后更因緣際會，成為獨掌一方的年夜員，可說在政治上獲得了勝利；再到第二代的陳三立，尤其是更下一代的陳寅恪，才算在文明上獲得了勝利。
義寧陳氏是若何“耕讀傳家”的？又是若何從政治世界走向文明世界的？針對上述問題，彭湃新聞專訪了《陳寅恪家史》作者、廣東行政學院傳授張求會，請他談談這部“陳寅恪前傳”。
張求會
彭湃新聞：是什么樣的機緣開啟了您的義寧陳氏研討？
張求會：我的本籍是安徽省含山縣，1973年隨母親遷進江西省九江地區的永修縣，與我父親團聚。1958年，我父親因為年夜饑荒從安徽以“盲流”的成分逃到江西。可以說，江西收容了我們一家，是我們的第二故鄉。永修縣位于修河（修水）的下流，修河在永修的吳城匯進鄱陽湖，再流進長江。修水縣在修河的下游，永修縣在修河的下流，套用一句老話，我也曾經和義寧陳氏“同飲一江水”，我不了解這算不算一種緣分。
我的中學是在永修縣內一個叫做軍山的小鎮完成的，連續幾年，每次上學都是從楊家嶺火車站沿著鐵路走到軍山站，腳下的這條鐵路就是南潯鐵路。楊家嶺位于南昌和九江的中間，往北挨著軍山，往南挨著涂包養站長家埠，涂家埠恰是南潯鐵路跨越修河的主要車站。一句話，我移居的處所、我走過無數次的鐵路，都是南潯鐵路總理陳三立當年足跡所及之地。這不克不及不說是另一種緣分。
更主要的機緣，是我在華南師范年夜學讀研討生時碰著的一次機會。1993年我從江西考進廣州的華南師年夜，跟隨管林師長教師學習中國近代文學。1994年，管師長教師遭到江東方面召開陳寶箴、陳三立研討會的邀請，他當時已經是華師的校長了，工作太忙，無法參加，就讓我摸一摸陳氏父子的情況，了解一下狀況能不克不及參加學術會。我遵命作了一次基礎性的摸排，這才發現相關研討很不到位，各種東西書（不少還是權威辭典）連陳三立的生卒年都相互牴觸。后來我代表老師往開會，還應邀作了發言，那時候年輕，不了解天窪地厚，還好沒有瞎說。回廣州后，向老師做了匯報，老師很是寬容、開明，批準我選擇義寧陳氏研討作為碩士畢業論文的選題。從此我就一頭扎進往了，再也沒出來，不知不覺做了二十多年。可以說，業師管林師長教師是我從事義寧陳氏研討的引路人。
彭湃新聞：陳寅恪的先祖陳公元為安在康熙年間從福包養感情建遷移到江西？您曾經到修水縣實地考核過，當地的情況若何？
張求會：我是1997年第一次往修水的，2011年第二次往，比來一次往是在2016年。后兩次往，個人所見所聞雖然很無限，仍能感覺到當地在不斷地發展，路況條件年夜為改良就是最主要的一個體現。第二次往的時候，陳家年夜屋已經在幾年前升格為省級文保單位，縣里當時正在著手開發此中的游玩文明資源。第三次往，陳家年夜屋已經升級為全國重點文保單位，開發的工作仍在醞釀。修水縣底本計劃在2019年11月舉辦義寧陳氏文明園的開園活動，因為忙于“脫貧摘帽”，所以臨時改到了2020年。也就是說，修水縣在新中國成立之后依然長期屬于貧困縣，這種因為地輿地位荒僻、路況未便、可耕地較少等多種原因導致的社包養網推薦會經濟發展相對滯后的狀況，可以往上遠溯到新中國成立之前的很長一段時間。
義寧陳氏的先輩之所以在清朝雍正年間（十八世紀三四十年月）從福建上杭遷居到江西修水，以往的說法是上杭人多地少、保存壓力年夜，可是根據學者劉經富傳授的研討，當時修水的地輿、經濟、文明狀況未必就比上杭好。我們都了解，移平易近往往是“多因一果”的復雜現象，今朝只能說陳氏這次遷移的具體緣由還有需要作進一個步驟的探討。
彭湃新聞：遷至江西后，陳公元、陳克繩、陳偉琳三代人都選擇“耕讀傳家”，這種三代人的“耕讀傳家”是主動選擇還是被動選擇？百年間他們做了何種盡力，使義寧陳氏從“棚平易近”躋身處所名人？
張求會：義寧陳氏的“耕讀傳家”不是說他們沒有選擇科舉，說白了，是考不中，不只是一個人考不中，而是幾個人或許一代人甚至幾代人都碰著這個窘境，不少人還是屢次考不中、一輩子考不中。難得的是，陳家數代人沒有放棄科考，只需生涯尚可維持，條件稍稍具備，務農之余必須讀書。“耕”是不得已而為之的謀外行段，“讀”才是舉高成分、改變命運的唯一通道。
放眼來看，“耕讀傳家”可以說是中國最長久包養甜心、最優良的傳統之一，各朝各代、南北各地都相當廣泛，陳家三代人應該是主動選擇了這一做法。可是，在修水這樣一個山多田少、農作物產量偏低、商品貿易不夠發達的山區，“耕讀起身”的概率估計不會高到哪里往，靠種田發家致富的難度只會比其他處包養意思所年夜得多。是以，各種碑銘、傳記關于陳家“耕讀起身”的說法難免夸年夜其詞，未必可托。
我的伴侶胡文輝在《陳寅恪家史序》中推測義寧陳家憑借種包養網推薦植業和商業獲得了勝利，這個說法今朝還找不到直接的證據，可是啟發了我進一個步驟思慮這個問題。修水具有豐富的台灣包養竹木資源，將竹木扎成竹排、木筏，順修河而下，販運獲利，也是一種主要的營生。我在修河下流的永修縣前前后后生涯了18年，親眼在修河上見過這樣的竹排、木筏；陸路上制止偷運修水、銅鼓等山區竹木的木材檢查站，在計劃經濟時代也存在了良多年，膽子年夜的人冒險偷運木材盈利的工作一向沒有中斷。是以，我推測陳家或其他家族能夠從事過竹木貿易活動，并借此獲得遠遠超過種植業的利潤。義寧陳家從事種植業，確鑿可托的記載，有種稻、種藍、種茶等；可是從事商貿活動的記載，幾乎沒有發現。至于有的學者認為行醫是陳家從“農”成“士”的階梯，這個說法值得懷疑。陳家有不少人理解醫術，這個確實不假；陳偉琳游歷南方，依附沿途行醫獲取盤纏，也很有能夠；但要說行醫幫助陳家實現經濟和社會位置的躍升，很難自圓其說。
此外，義寧陳氏家族屬于客家平易近系，客家人在旅居地難免遭到土著的排擠、打壓，生產、生涯、科舉等等都遭到不公平的待遇，由此激勵客家人加倍勤奮、頑強，不平不撓地爭取符合法規公道的社會政治位置，這種情況在各地都存在，具有很年夜的廣泛性。比擬而言，義寧陳家數代人在盡力改變本身命運的過程中，加倍重視後輩的教導，加倍重視進步家族在客裔族群中的位置，同時，與土著鄉紳之間的關系似乎加倍包涵、開放一些，而不是一味地敵對或排擠，這一點可以稱為陳家的過人之處。
彭湃新聞：陳寶箴是義寧陳氏第一位全國性的“杰出人物”，他的勝利與承平天國關系親密。您在書中也提到了，同為客家人，洪秀全和義寧陳氏做出了完整分歧的選擇短期包養，您可否詳細講講他們之間的區別？
張求會：時代在進步，研討在深刻，對待這個問題也要與時俱進。陳寶箴家族經過百余年的不懈盡力，完成了從棚平易近到鄉紳的躍升，想不到在他父親陳偉琳那一代遭受了承平天國運動，假如帝國高低真的天崩地裂翻天覆地，陳家的盡力一定付諸東流，是以對于這一巨變作出回應完整正常。
客觀地說，鄉紳與權要軌制在最基礎好處上的分歧，成為鄉紳紛紛投筆從戎組建平易近團抵御承平軍的重要緣由之一；而承平軍在部分地區（包含義寧州城）的品德聽任、紀律松懈甚至肆無忌憚的燒殺搶掠，也難以防止地引發社會各界自覺自愿的對抗。
除此之外，鄉紳與天王之間、平易近團與團營之間所進行的戰爭，更是一場關系到正統價值觀念、社會準則以及現存社會次序命運的決死搏斗——這一方是傳統文明的正統而自覺的蒙受者和延續者，那一方卻是傳統品德與價值觀念包養留言板的挑戰者和改革者。承平軍對傳統社會準則、軌制、崇奉、文明及其載體，或年夜膽摒棄，或徹底摧毀，加上對外來教義來不及認真接收、有用改革，使得承平軍占領把持的地區與廣年夜鄉村之間是以出現文明和感情上的鴻溝，一個步驟步走向崩潰的清王朝反而成為普通正統士子保留文明傳統的某種依靠。此種情況，誠如陳寅恪所言，包養平台“君為李煜亦期之以劉秀”，“友為酈寄亦待之以鮑叔”。文明無形又無形，“夫綱紀本幻想抽象之物，然不克不及不有所依托，以為具體表現之用；其所依托以表現者，實為無形之社會軌制，而經濟軌制尤其最要者。故所依托者不變易，則依托者亦得因以保留”。赤縣神州遭遇“數千年未有之巨劫奇變”之際，深受文明傳統感染的一代文人士子之所以甘于“以身殉道”“殺身成仁”，實際上往往還有待發之覆。洪秀全與義寧陳氏的分歧選擇，應該還原到特定的歷史佈景下，從多個維度予以綜合考量，而不克不及再簡單地歸結為政治上的正確與錯誤、先進與落后。
清朝咸豐初年，陳偉琳及其長子陳樹年、季子陳寶箴，父子兩代人都直接參與了防御承平軍進攻義寧州的軍事行動。后來，陳寶箴投靠席寶田、曾國藩等湘軍統帥，繼續參加鎮壓承平軍的諸多戰役。義寧鄉紳自辦團練，輔佐官軍抗御承平軍、收復州城，在必定水平上改變了戰爭的走勢，陳氏父子功不成沒，包養價格由此惹起了外界的關注，包含曾國藩等湘軍年夜佬的垂青。可以說，在曾國藩年夜營中參幕，繼而成為湘軍集團的一員（盡管不是最焦點的成員），是直接將陳氏家族從竹塅山區帶向廣闊六合的最主要一個步驟。我在《陳寅恪家史》里把這個過程稱為“時勢造好漢”，表達的就是這個意思。
雖然說“時勢造好漢”，可是真正能夠掌握機遇甚至影響時勢的畢竟還是少數。陳寶箴之所以能夠以客裔舉人的成分脫穎而出，通過軍功一個步驟步走向宦途，最終在戊戌變法的時代海潮中達到人生的最高點，除了時代使然，的確和他具有傑出的文明基礎、堅韌不拔的個性、寬闊恢弘的胸襟等有著很年夜的關系。1898年戊戌政變后，陳寶箴、陳三立父子被罷職，1900年陳寶箴病逝，陳三立在為父親撰寫的《行狀》中，盡管受時局所限，未能暢所欲言，也難免有部門諛墓之詞，但依然為后人留下了一篇最主要的陳寶箴傳記。陳三立在《行狀》里這樣稱譽本身的父親：“性開敏，洞曉情偽，應機立斷，而淵衷雅度，務持年夜體，不為操切苛細。少負粗略，恢疏倜儻豁如也。及更事久，而所學益密，持躬制行，敦篤巨大，本末燦然。”換而言之，陳寶箴的聰明才干和人格魅力，為他贏得了諸多主要師友的認可、幫扶，為本身和后代積累了非常豐厚的人脈資源。
陳寶箴
彭湃新聞：陳寶箴對于維新變法的理念能否來自于曾國藩與郭嵩燾？他的理念與康梁等人有何分歧？
張求會：陳三立在給父親寫的《行狀》里這樣說：“府君學宗張朱，兼治永嘉葉氏、姚江王氏說，師友交游多當代賢杰，最謹記曾文正公及沈文肅公”，“與郭公嵩燾尤契厚，郭公方言洋務負海內重謗，獨府君推為孤忠閎識，殆無其比”。這里的“學宗張朱”，把陳寶箴治學、治事的源頭遠溯到了張栻和朱熹，這此中應該有必定水平的套話的成分，可是永嘉葉適重“事功”、主張“經世致用，義利并舉”，姚江王陽明主張“知行合一”“致知己”，至多可以說這些主張很對陳氏父子的脾胃，不難惹起共鳴，有機會時付諸實施，這一點無須置疑。
湘學歷來有經世致用的傳統，到了清朝咸同年間，中興名臣曾國藩借著湘軍聲勢的突起、壯年夜，堅持傳播“以禮調和漢宋”的主張，強調時務致用、兼收并蓄，成為當時經世學風的主流。郭嵩燾的經歷、主張對陳氏父子的影響，更為人們所熟知，這里不再贅述。值得一提的是，郭嵩燾生前的遭受，現在看來，未嘗不成視為已經預示著“經世致用派”或“中體西用派”最終破產的命運。
不過，比擬之下，晚清累卵之危的時局以及由此而來的亡國亡種的危機，才是促使陳氏父子投身維新事業的最重要、最直接的緣由。
較長一段時期以來，將陳寶箴、陳三立父子歸進“洋務派”陣營還是“維新派”隊伍，一向在研討界存在著爭議。“洋務派”和“維新派”的區別，可以歸納出無數條，但是，當事人當年能否有此意識，能否認同后人的劃分，我看則未必。“師夷長技以制夷”（器物層面年夜膽接收外國之長）大要是分歧之處，能否觸及軌制改造（尤其是政體、國體等敏感領域的變革）大要是研討者區分二者的主要界線之一。這次重寫《陳寅恪家史》，我保存了凸顯維新派內部激進、穩健兩個陣營牴觸的若干章節，又特地標舉已故歷史學家黃彰健的觀點，既是為了紀念這位杰出的戊戌變法史研討專家，也是借此說明后來的劃分其實并無多年夜的意義。
彭湃新聞：對于維新變法，陳寶箴和陳三立父子的理念有何區別？
張求會：陳寶箴、陳三立父子齊心協力，配合完成湖南維新各項創舉，陳灨一評價包養一個月說：“一省政事，隱然握諸三立手，其父固信之堅也。”王闿運則用戲謔的口氣，將之歸因為“江西人好聽兒子說話”。這是父子二人維新理念分歧的處所，可是兩代人也有不完整分歧的處所。好比，譚嗣同在寫給老師歐陽中鵠的包養app一封信中說，就指責陳三立“常日詆卓如、詆紱丞，（及力阻不許聘康南海來湘。）則其人亦太不測矣！而又往函丈處陳訴，豈欲出逝世力鈐束嗣劃一而后快耶！”黃彰健以此作為證據，認為陳寶箴對于維新派內部激進言論的容忍度比陳三立為高，陳三立比他父包養sd親顯得相對守舊一些。與此同時，黃彰健又對父子二人的含垢忍辱給予清楚之同情：“平易近權同等之說，在戊戌年，本驚世駭俗。陳三立為了他父親的官運前程，欲采取一較穩重之途徑，此亦人之恒情，缺乏異。即令對陳寶箴來說,行平易近權以應付年夜難，那還是萬不得已的舉措。在情勢正常時，還是走忠君的老路，官運可以更利市。陳寶箴的立場本可以有妥協性，而這也能夠是張之洞致電干預及徐樹銘彈疏上后，陳改變他對新黨的態度的重要緣由。”
黃彰健還這樣解釋陳寶箴《致王先謙函》吐露出的難言之隱：“在光緒戊戌年，士年夜夫重視忠君，平易近權同等之說已為舊黨所不克不及接收，何況他們有‘悖逆’叛君的言論？陳氏既不克不及清楚承認梁氏批語意存‘背叛’，又不克不及清楚向王先謙等人解釋，此系康黨為了應付國家危機所作的‘亡后之圖’，更不克不及向王解說陳已批準自立平易近權的主張。陳不克不及批準新黨于前，翻臉不認人而懲罰新黨于后。陳是以只能取康比來言論，謂康黨已放棄平易近權主張，康黨已投誠，而盼望舊黨不予究查；并說北宋之興起與黨爭有關；康、梁、譚、唐諸人系國家才俊，仍應愛護維持，使為國家服務。……陳此信所論，雖由于顧慮到本身政治性命的平安及同僚世誼，仍可說是老成謀國，無可非議。”
陳三立
彭湃新聞：義寧陳氏對教導特別重視，在主政湖南期間，陳寶箴父子興辦的時務學堂為維新輸送了不少人才。他們對教導的重視能否源于家族的影響？陳寶箴父子興辦時務學堂，重視怎樣的教導？產生了哪些影響？
張求會：陳寶箴、陳三立父子興辦時務學堂，遭到家族歷代重視教導的影響，這樣說確定不算錯。不過，還原到當時的歷史佈景，為湖南維新年夜業培養人才應該是開辦時務學堂最直接的動力。
梁啟超到差時務學堂中文總教習之前，康有為曾與包養條件之商議教導方針，師徒等人最終確定的辦學主旨是：以“急進”之法，宣揚“徹底改造，洞開平易近智”，而“以種族反動為本位”。康門門生隨即對年輕的湖南士子展開了旨在“以一丸藥翻人心而轉之”的啟蒙式教導。梁啟超以康有為萬木草堂的教學原則為藍本，制訂《湖南時務學堂學約十章》。教學內容側重培養學生具有變法維新的意志，閱讀儒家著作及歷代治亂興衰的記載，參酌東方資本主義國家的社會學說和天然科學知識，研求危機緊蹙之際救亡圖存的對策，尤其醉心于平易近權同等之說。曾在時務學堂肄業的學生，不少人日后都在分歧的領域成績了一番流芳百世的偉業，此中，既有解救平易近族危亡的好漢豪杰，也有終生奮斗于進步事業的平易近主志士，還有創造一代學術岑嶺的國學年夜師。守舊士紳將時務學堂視為“反動造反之巢窟包養意思”，其實是對時務學堂的最好評價。客觀地說，時務學堂當年和日后所獲得的種種成績當然凝集了陳寶箴父子的血汗和汗水，但在整個過程中，陳氏父子和時務學堂諸生之間更像是“無心插柳柳成蔭”的關系，不需求人為地拔高縮小或加冠加冕。
彭湃新聞：戊戌變法的掉敗對陳寶箴、陳三立、陳寅恪祖孫三代有何影響？
張求會：戊戌政變，徹底改變了義寧陳氏的家族命運。陳寶箴雖然并非慈禧賜逝世，但依然可以算得上戊戌政變的受益者和犧牲品。陳三立同樣遭受革職永不敘用的懲罰，名譽受污等等精力打擊之外，家庭生計也日漸困頓，甚至一度墮入難以為繼的極端窘境。盡管戊戌政變確實在日后為義寧陳氏增加了刺眼的光環，但在其時其地，深陷此中的每一個當事人，品嘗到的估計只要苦澀和辛辣。政變后，義寧陳氏后人加入政壇，轉而在文藝、教導、學術等領域經營人生；與之相伴的是，包養價格對于激進言論的惡感甚至對抗，也從政治變革轉移到其他領域，陳寅恪的“中國文明本位論”就可以說淵源有自。
陳寅恪
彭湃新聞：陳三立為何不繼續宦途，轉而詩文創作？是歷史環境使然還是一種個人選擇？
張求會：與陳寶箴比擬，陳三立確實缺少游刃于官場所必備的一些素質，倒更像一位名流習性濃厚的詩文家。對于不諳宦術這一點，陳三立很有自知之明，屢次在詩里自我調侃包養心得甚至嘲諷。光緒三十一年（1905）四月，清廷開復陳寶箴原銜、開復陳三立原官，那一年陳三立五十三歲，尚可稱得上年富力強。現在看來，他之所以沒有繼續走宦途，應該和戊戌政變留下的陰影有關，也應該和這一份自知之明有關。
不過，陳三立并未就此與官場絕緣——事實上也做不到這一點。第二年（光緒三十二年），端方調補兩江總督后，就曾延請陳三立進幕。此后，陳三立在參與籌建南潯鐵路期間，也曾應用與包養管道端方、陳夔龍（江蘇巡撫）、瑞澂（上海道道臺）的特別關系，幫助本身和鐵路公司擺脫窘境、發出權益。傳說陳三立在戊戌政變后無意仕進，而是同心專心一意沉醉于詩文創作，難免有夸年夜的成分，畢竟他要為一家鉅細的衣食著想，要為后代的前程著想。
當然，對于詩文創作，陳三立的確樂此不疲，在依靠情懷、安慰身心的同時，詩文成績既能進一個步驟晉陞著名度和美譽度，又能轉化為可觀的經濟收益——應邀撰寫壽文、壽詩、碑銘、題辭、序跋等等，絕對是一種性價比包養網推薦極高的創收手腕。
合而言之，陳三立在戊戌政變后轉而以從事詩文創作為重要職事，既是個人興趣的天然順延，也是揚長避短的最優設定，同時還是維持生計、獲取名譽的殊途同歸。
彭湃新聞：從陳寶箴、陳三立、陳寅恪祖孫包養網比較三代來看，陳家是一個步驟步從政治世界走向文明世界的。在您看來，為什么會有這種轉向？
張求會：陳氏三代人一個步驟步從政治世界走向文明世界，這是胡文輝在《陳寅恪家史序》里特別強調的一點。我很感謝文輝為我這本小書寫序，這句話也被我借用在扉頁顯著的地位。在序文中，文輝的原話是：“科舉的廢除，不僅意味著士人立品托命之途完整改易，也意味著學問與政治完整分作兩途。在這樣的佈景下，陳門後輩本來就在教導上異常用力，則選擇學問一途自是順理成章。並且，陳寶箴既淪為政定罪人，其后人棄政從文就更易懂得了。”此外，他在序文里還有這樣一段話：“在近代社會轉型階段，’商而優則學’的當然不少，‘仕而優則學’的亦年夜有人在，‘商二代’和‘官二代’走上學問之途的概率都相當年夜。這樣來看，陳門後輩的成才也未出乎時代年夜潮之外。陳三立平生，為政未成，從商亦未成，可謂馀事作詩人，只算是半吊子的過渡人物；而他的子輩，陳師曾以畫名，陳寅恪以史學名，陳方恪以詩詞名，則完整從政治世界走向了文明世界，這就不是偶爾的了。”
顯而易見，文輝“更愿意從社會原因而非精力原因來懂得義寧陳氏”，他認為這樣能夠加倍接近歷史的真實，而不易落進“空洞的頌揚套路”。文輝學識淵博、眼界高遠，是我欽敬的師友。他的這一論斷，我深表贊同。當然，除了時代變革、社會變遷的內部影響，確定不克不及疏忽陳氏家族百余年間延續不斷的詩教傳統的內在影響。換言之，社會原因當然直接、顯豁，但精力原因絕不克不及因為間接、隱秘而被否認。一句話，精力基因、文明基因雖然檢測不出來，但誰也無法否認它的存在和感化。
張求會著《陳寅恪家史》，東方出書社，2019年11月
彭湃新聞：《義門陳氏家法》對幾代義寧陳氏的為人處事有何影響？
張求會：修水懷遠陳姓歷次所修宗譜里記載的家規（《義門陳氏家法》）一共有三十三條，作者是唐朝人陳崇。序文開宗明義，點明“修身齊家治國平全國”的主旨；第一條，繼續強調確立綱紀的主要性。三十三條家規，可以說觸及天然經濟時代家族生產、生涯、教導等方方面面，與“耕讀傳家”的深摯傳統可謂高度契合。家訓有十二條，包含“孝怙恃”“篤友恭”“端士習”“勤本業”“崇節儉”“尚忠誠”“黜異端”“睦宗族”等。
綜合而言，家規、家訓中的一些公道性內容，包養網車馬費好比重視綱紀、重視教導、友于兄弟、忠于職守、崇尚節儉、不尚異端等等，在義寧陳家數代人之間也獲得了很好的繼承。而家規第二條、第三條關于選任“主事”“庫司”的靈活規定，最能看出平易近主作風，最能體現變通精力。無論是陳寶箴從政，陳三立以詩文為生，陳寅恪治學授徒，都能或多或少、或顯或隱地看到這些家規、家訓的影子。
彭湃新聞：既然本書名為《陳寅恪家史》，為何不寫陳寅恪的傳記？
張求會：這個問題，我在后記里其實已經作了回應，這里再作一點補充。2包養網評價000年《陳寅恪的家族史》問世后，就有讀者和伴侶建議增寫衡恪、寅恪兄弟各章。2007年重版，出書社出于本錢等原因的考慮，請求做“挖補”式的修訂，故此只能微改微調。應該說，在這期間，義寧陳氏研討漸漸成了“顯學”，所能長期包養應用的資料已經越來越多。而時隔十余年的現在，恪字輩兄弟的著作，除了登恪以外，都有專集出書。作為一本家族合傳，確實應該補進恪字輩兄弟。考慮再三，這次重寫還是維持了《陳寅恪的家族史》原有架構，而將恪字輩相關言行作了增補，仍舊交叉于前輩生平之中（好比《歲在庚寅》一節就是典範，《鐵路經理》最后一部門添進陳隆恪出任南潯鐵路總理，也是這般）。
取舍這般，最主要的緣由在于：恪字輩兄弟，天然以陳寅恪最受矚目，寫起來難度最年夜，寫出來也應該最有看頭，恰好是對他的研討（包含生平，遑論其他）最需求完美或衝破。是以，我覺得今朝還不是為陳寅恪作傳的最佳時機，撰寫陳氏家族合傳的內在條件也還不夠成熟。當然，我本身對陳寅恪的各種專門之學一竅未通，研包養軟體討不到位，儲備不豐厚，確確實實沒有為他作傳的底氣，這不是自謙，而是實情。我在《陳寅恪家史》后記還說了第二點來由：“陳寅恪遺作《冷柳堂記夢不決稿》是陳氏自己所撰家史，縱為殘篇，年夜體猶存，文中雖敘及己身之婚姻，重心仍在彰顯門第與國運之關聯，于其昆仲并無觸及。是以，《陳寅恪家史》不為恪字輩單獨立傳，竊以為亦可謂有例可循。”即使讀者認為我是在找捏詞，我也還是認為這樣處理未嘗不成，因為家史的范圍（下限、上限）確定到哪里比較合適，也沒有固定的標準。
此外，1995年生涯·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書了陸鍵東的《陳寅恪的最后二十年》，影響至今；2013年，此書修訂重版，仍然遭到各界關注。其間，2010年，三聯書店發布陳寅恪三個女兒合寫的《也同歡樂也同愁：憶父親陳寅恪母親唐筼》包養妹。試將兩種著作合而觀之，陳寅恪平生的行跡年夜體上已經清楚明了。換言之，這兩本書可以看作“陳寅恪本傳”，《陳寅恪家史》可以稱得上“陳寅恪前傳”。在很難超出後面兩本書的情況下，假如依照《家史》各章的寫法往寫陳寅恪傳記，既寫不出什么新意，體例上也不年夜相合。比擬之下，還不如同心專心一意發揮好“陳寅恪前傳”這一效能加倍務實一些。
責任編輯：近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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