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偽與醇疵：《孔子家語》的懸疑
作者：石瑊（北京年夜學哲學系）
來源：《文匯學人》
時間：孔子二五六九年歲次戊戌正月廿二日庚子
耶穌2018年3月9日
▲三國魏明帝時期，王肅發布由己所注《家語》，王肅注《家語》十卷四十四篇即后世流傳之本。圖為清玉海堂影宋蜀本《孔子家語》
作為文獻辨偽史上的兩樁公案之一，《孔子家語》的辨偽在歷史上經歷了三個主要階段：馬昭的“增添”說，王柏的“王肅編《家語》，托名孔安國”及清人的“王肅偽作《家語》”。而這三種分歧形態偽書說的產生都指向了類似的目標，即辨偽者以辨書籍之真偽為名行辨義理之醇疵之實。好在近幾十年間，隨著一批與傳世《家語》類似的資料的出土，學界開始從頭審視傳世《家語》之真偽以及“王肅偽作《家語》”的問題。
在中國現代的典籍之中，有兩部書因為非常主要卻又來歷可疑，引得后人聚訟紛紜，構成了文獻辨偽史上的兩樁公案。這兩部書，一是傳世《偽古文尚書》二十五篇，一是傳世《孔子家語》十卷。《古文尚書》貴在五經之內，位置遠較《家語》為包養網VIP高，但因為先秦典籍多所援用，而漢儒經說經注亦見保留，所以要對此傳世之作二十五篇進行辨別甄別，尚屬有跡可循。是以，此《偽古文》二十五篇現在普通認為是東晉梅頤所上，非復先秦舊籍。而與之比擬，《家語》的情況則加倍特別。
《漢書·藝文志》六藝略論語類下著錄“《孔子家語》二十七卷”，這是《家語》在歷史上的最早記載。但此后該書的流傳線索中斷，乃至后人從兩漢文獻之中，竟再也找不出另一條與之直接相關的記錄。待王肅發布由己所注《家語》，則已遲至三國魏明帝時期。王肅注《家語》十卷四十四篇即后世流傳之本。此本與《漢志》二十七卷本關系若何，因為可供比較的線索實在太少，沒有人能給出一個定論。但由于二者卷帙有別，《漢志》本《家語》堙沒無聞，而王注本的降生又相當突兀，傳世《家語》可以說後天存有疑點，后人普通不認為它就是《漢志》著錄之本。所以顏師古在其下注云“非今一切家語”，而《四庫全書總目》亦稱“此本自肅始傳”。
假如說傳世本的卷帙與來歷底本就足夠引人懷疑，那么王肅對此書的推重，則惹起了更年夜的爭議。漢代經學，鄭玄是集年夜成者。他以古文經學為底，調進今文經學，對諸經融會貫通，最終構成了一代通學，在當時和后世尊奉者甚眾。而經學史上，王肅是鄭玄最重要的反對者。史包養意思書記載“肅善賈、馬之學，而欠好鄭氏”，“其所論駁朝廷典制、郊祀、宗廟、喪紀、輕重，凡百馀篇”（《三國志·王肅傳》）。王肅與鄭玄學術的差異重要集中在禮學儀制上，但禮學儀制本是實學，講求的是證據。漢儒議禮，聚訟紛紜，緣由就在于往圣久遠，無所據依，借使倘使經書、孔子留有明文明言，那么天然也不會有這些問題產生。王肅稱其“撰經禮聲名其義，及朝論軌制，皆據所見而言”（《孔子家語序》），想要挑戰鄭玄，說服時人，改易風氣，實非易事。正當苦惱之時，《家語》一書的獲得似乎讓他的學術命運迎來了轉機。
▲鄭玄，東漢經學家，多著作，獨樹一幟，號稱“鄭學”。鄭玄頭像取自清宣統修《常州鄭氏宗譜》，臺北故宮博物院躲。
《孔子家語》是孔子及其門生言行事跡的纂集。題目標一“家”字，頗有孔氏家族內傳的意思。而王肅謂此書得自其門生，孔子第二十二世孫孔猛，似乎也對此有所印證。王肅獲此寶書在手，稱其圣人實事之論，與之所論，有若重規疊矩，足以證明其觀點與孔氏無違。由此，王肅收羅各種證據，條理其觀點，撰集《圣證論》一書，集中對鄭玄的學術進行質難。很明顯，書名“圣證”，王肅就是要以《家語》中的圣人言論作為焦點證據來為本身張本。此書一出，當時的為鄭學者多不以為然，孫炎、王基等都有辯駁。而雙方交鋒最劇烈的，當屬執政廷掌管下，王肅一派與馬昭等為鄭學者的直接辯論。從明天留下的文獻來看，馬昭面對王肅引“圣證”來質難鄭學時，其基礎戰略是通過比較，強調鄭學證據在靠得住性上更勝一籌。如《禮記·檀弓》里為同母異父兄弟服喪的問題，鄭玄批準經文中子游服年夜功的觀點，而王肅引《家語》所載孔子語“繼父同居者，則異父昆弟從為之服；分歧居者，繼父猶且不服，況其子乎”，認為情況當分兩種。馬昭反駁云：“《家語》之言，固所未信。子游古之習禮，從之不亦可乎。”（《通典》）這實際是說，《家語》非經，未可輕信，而子游從孔子以學禮，是以其說鄭玄據之。
▲王肅，包養網車馬費三國魏經學家，經學史上王肅是鄭玄最重要的反對者。王肅像，臺北故宮博物院躲。
但這里有一條破例，《禮記·樂記》載“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風》”，鄭注“其辭未聞”，而王肅則據《家語》和《尸子包養一個月價錢》的記載補出了這一段歌辭。對此，馬昭云：“《家語》王肅所增添，非鄭所見。又《尸子》，雜說，不成取證正經，故言‘未聞’也。”（《禮記正義》）在此，馬昭沒有依照他一貫的戰略反駁王肅。緣由是這不是觸及經文懂得的長短問題，而是《南風》歌辭的有無問題。當王肅據文獻補出鄭注說無的歌辭時，馬昭是無法通過列舉己方證據，進行比較加以反駁的。此時，馬昭若堅持要維護鄭學，那么其獨一前途就是直接否認王肅證據的有用性。不過具體視之，王肅所舉兩條證據的效率并不雷同。《尸子》，《漢書·藝文志》歸雜家，不屬于儒家典籍，不具備補充解說經文的資格。這一點馬昭很不難就能反駁，故曰“雜說，不成取證正經”。《家語》則否則，此中歌辭因出自孔子親口，便自有權威，豈容憑空否認。此前馬昭稱《家語》固所未信，乃在于經文有明證可據，但是其屬意子游，尚且要設之以疑問語氣，婉轉申說，此足見《家語》“圣證”之功能。作為一個尊信鄭學的儒者，一方面不克不及承認鄭注有掉，另一方面亦不克不及否認孔子的言論，馬昭的處境尤其尷尬。這時強調《家語》中《南風》歌辭來自王肅增加，并非真正的圣人之言，恰是消解這一證據的有用性，從而間接反駁王肅質難的獨一辦法。
凡是，人們把《禮記正義》里馬昭的話視為《家語》辨偽的濫觴。馬昭的“增添”說包養網ppt，即認為《家語》有部包養網評價門內容源自王肅摻進，可算《家語》偽書說的第一種形態。但惋惜的是，馬昭對其“王肅增添”的觀點沒有供給任何證據支撐。而根據上文的剖析，他在此處的反駁近乎辭窮，只是盼望借此否認《家語》的“圣證”性質，來達到維護鄭學的目標。換句話說，“王肅增添”與“固所未信”在他的反駁中具有某種等價性，馬昭在意的不是《家語》一書的真偽，而是書中內容能否真的合于義理。
在鄭王經學論爭之后很長的時間里，《家語》一書的性質并未再惹起較年夜的爭議。相反，晉代以降至于隋唐，學者寫書注書，對《家語》多有應用。直到南宋，因朱熹注《中庸》引及《家語》，有關爭議剛剛波瀾復興。朱熹自己對《家語》的見解相當通達。他說：“《家語包養一個月》雖記得不純，卻是當時書”，又說：“《家語》只是王肅編古錄雜記，其書雖多疵，然非肅所作。”（《朱子語類》）朱熹認為傳世《家語》乃由包養網dcard王肅所編，但其內容卻是淵源有自，沒有經過改易。但他也提到其書“不純”“多疵”，這是承認《家語》在義理上有缺乏，從而把該書的性質真偽與義理醇疵區分開來，對于認識與應用《家語》都有著積極的意義。正因為這樣的認識，朱熹在《中庸章句》里，依然有選擇地采用了《家語》的一些內容進行注釋。
但是朱熹的三傳門生王柏卻不認可這一做法，他專門寫有一篇《〈家語〉考》來表白本身的觀點。在文章里，他說：“《家語》之書，洙泗之的傳也，不幸經五變矣。一變于秦，再變于漢，三變于年夜戴，四變于小戴，五變于王肅。洙泗之流風余韻，肅然不復存”，“今之《家語》十卷，凡四十有四篇，意王肅雜取《左傳》《國語》、《荀》《孟》、二《戴》之緒余，混亂精粗，割裂前后，織而成之，托以安國之名。”在王柏看來，歷史上原有孔門的傳之《家語》，此書在義理上精醇無比，但其在歷史流傳過程中幾回再三發生變動，傳世《家語》只是王肅所編。朱熹也說王肅編《家語》，但卻沒有討論此前能否還有別本《家語》及其性質的問題；而王柏則對王肅編《家語》的觀點進行了細化，指出了取材來源、包養甜心編纂方法以及托名孔安國的行為。只是這些說法能否立得住腳，則年夜有疑問。傳世《家語》的確與《左傳》等書有大批互見內容，只是這些畢竟是彼此并行的同源資料，還是《家語》襲自后者，王柏完整沒作考慮。而一旦《家語》在內容上的承襲有所疑問，則其“混亂精粗，割裂前后，織而成之”的編纂方法更無從談起。王柏之所以提到“托名孔安國”，重要是傳世《家語》存有一篇疑似孔安國語氣的序文，他認為這是王肅托名所作。風趣的是，雖然王柏認為傳世《家語》系托名編纂而成，按理便不應輕信其間文字，但他所謂的《家語》“五變”之說，正是借助了那篇“孔安國”序文及其后的“孔衍”上書的內容，又加以想象應付而成。回頭來看，王柏在說起王肅編《家語》時，用一“意”字恰反應了他對此問題的輕率態度。整篇《〈家語〉考》乃為糾正朱熹以《家語》注《中庸》而發，是以他在文末點明：“以古《家語》正《中庸》，其詞甚愨，其義甚明，奈不成得而見也。以今《家語》正《中庸》，終恐有所未安。”由此可以說，王柏的著意點乃在于由論述傳世《家語》非孔門的傳來消解此書在義理層面任何應用的能夠。
與馬昭“增添”說強調部門內容的摻進分歧，王柏一則強調《家語》在歷史流傳中的幾回再三變動，二則強調傳世《家語》乃王肅編纂并托名孔安國。這可看作《家語》偽書說的第二種形態。由此以降，明人何孟春、郎瑛等論述多不脫此范圍。影響所及，一向延續到清初姚際恒處。
乾隆時期，隨著學壇復古風氣的發展，漢學研討得以復興。作為漢學的代表，鄭玄及其學術在當時遭到了特別的推重。由此，王肅對于鄭學的攻擊以及《孔子家語》在這中間發揮的感化，從頭成為了學者們所關注的問題。舊日王肅著《圣證論》以質難鄭學，馬昭未能悉數化解其挑戰。清人尊鄭學，不克不及容忍王肅的挑戰，勢必須要有所回應。但他們卻不得不面臨一個難題：《圣證論》已散佚，王肅難鄭的具體意見已難于知曉，是以他們無法直包養網心得面王學的質難而給予回擊。這時，轉而在王肅立論的重要依據——《家語》上動腦筋，成為了一種切實可行的辦法。況且傳世《家語》素有疑問，又曾遭馬昭、王柏等人質疑，只是未得徹底揭發。是以，若能在後人基礎上對此書作進一個步驟研討，以證明此乃王肅完整偽作，此中內容必缺乏以征用，而王肅對鄭玄的相關質難亦隨即消解。
是以，這一時期的《家語》辨偽在問題意識和論證方式上都表現出了新的特點。梁玉繩序《家語疏證》云：“憶乙未冬仲，翟晴江丈館衡下，讎刊杭師長教師《道古堂集》。夜永酒闌，論及王肅撰《家語》難鄭氏，思欲搜考以證其訛，因握筆互疏所岀，十得五六，旋各罷往。荏苒十有九年，不遑卒業，而晴江亦歿久矣。”此處敘述頗為典範，足以反應當時學壇對待《家語》的態度。所謂“王包養一個月價錢肅撰《家語》”，即以《家語》為王肅之著作。王肅對包養俱樂部于此書，不再是一個簡單的增加者或編纂者，而是創作了此中的內容。學者間論及此事，心有戚戚。而在此共識之下，搜考線索證其訛謬倒成為了一種誇耀博學、彼此角力的游戲。至于最終的證據是十得五六，還是更多，反而不主要了，畢竟結論先已有之。
▲孫志祖《家語疏證》清乾隆五十九年原刻本（出處：Xindeyong的weibo），清人對待《孔子家語》的辨偽邏輯從中可見一斑。
當然，認真者總是有的。在乾隆三十至六十年這30年間，學者范家相、孫志祖先后獨立完成了《家語證訛》與《家語疏證》兩部周全討論王肅偽作《家語》的專著。這兩部專著不約而同地采用了文本間比較剖析的方式來進行論證，即將《家語》與《左傳》《荀子》等書進行比較，找出此中一切年夜同小異的文本，將他們的雷同之處歸結為王肅抄襲，而分歧之處則歸結為包養網dcard王肅改動。同時，他們這種窮舉式的文天職析，對應的恰是王肅偽造全書的立場。范家相云：“王氏所注《家語》，先儒或信或疑信者亦譏其‘雜而不純’。疑者但知其增添舊說，未有全指其偽者。”范氏稱先儒但知增添，“未有全指其偽者”，即暗地里夸耀了他們對《家語》認識的“發展”。而這一“發展”與清人檢驗論據的動機，緊密相連。
以現代人的目光來看，若將《家語》與他書視作平行文本，是無法推斷出諸書之間的承襲和改易關系的。而范、孫二人之所包養網車馬費以有此結論，實源自他們預設了《家語》晚出偽作的立場。而此包養犯法嗎立場又正是他們所需證成的觀點，所以從邏輯上說他們的研討是一種循環論證。所以當有人，如陳士珂，預設了與辨偽者相反的立場，以同樣的方式著《孔子家語疏證》，證明《家語》非后人偽作時，辨偽派人士無法正面反駁，只得稱其書“反謂《家語》為諸書所本，強詞奪理，殆亦毛奇齡《古文尚書冤詞》之流”（《郋園讀書志》）。別的，即便可以確定時代先后，清人的文天職析最多只能證明文本的差異源自改易，卻無法指明改易者是誰。馬昭的“增添”說既缺少證據，也只是就部分內容而發短期包養。范、孫二人將一切的“改易”都與王肅關聯上，無疑又存在過度推衍的問題。統一時期的官修學術巨著《四庫全書總目》在《家語》撮要下，以同樣的方式，舉一例證明《家語·公冠》襲自《年夜戴禮記》，并稱“其割裂他書，亦往往類此。反復考證，其出于肅手無疑”。《家語證訛》與《家語疏證》，尤其是后者，自問世起，便遭到了廣泛的認同與好評。有此二書，再加上官方結論，則當時學術圈的整體認知不難曉矣。是以，梁啟超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稱《孔子家語》辨偽公案至“乾隆中葉問題完整解決，公認包養價格為魏王肅偽撰”。只是經過剖析，范家相們的研討方式存在著邏輯誤區，并沒有證成他們的結論。
細繹清代辨偽者的文天職析過程，則不難發現他們隱藏在辨偽活動背后的經學思維的實質。翻開清人的疏證，不難發現他們在發掘傳世《家語》“偽造之跡”的同時，總是在不厭其煩地暗示其內容的不成信。可是書籍之真偽與內容記載之真偽是兩組分歧的概念，它們之間并不克不及無差別同等。從文獻學上來說，偽書普通是指創作年月掉察、作者認定掉實或許書本內容分歧于原書的一類書籍。而所謂內容記載之真偽則是指書籍內容所記能否合適歷史真實的問題。偽書中，當然有內容出自后人虛造，所以經常分歧史實的情況。可是假如后人在作偽過程中，選擇了可托的史料，本著如實的態度創作內容，那么則偽書里也能夠存在著與歷史真實相合的內容。相反，一本作者明確、年月歸屬清楚，內容未經后人改動的書籍也有能夠會因為作者虛構、掉察、諱言等諸多緣由記載了不合適歷史的內容。
《孔子家語·相魯》“而東方之諸侯則焉”一句，《家語疏證》辨析云：“案‘東方’，《史記》作‘四方’，是也。肅但求異于一字，改為‘東方’，而注云：‘魯國在包養網VIP東，故東方諸侯皆法則’，亦太近纖。司馬貞《史長期包養記索隱》反據以為說，何也？”《史記》稱“四方”是泛指；《家語》因魯國在東，故曰“東方諸侯”，亦通。兩者小異，應屬于記載異辭，完整不影響讀者對于辭意的掌握。司馬貞《史記索隱》云“《家語》作‘東方’”，同時引王肅注，不過取附近記載發明《史記》之文。而包養網站孫志祖認為此處經過改動，缺乏以補正《史記》，從而將書籍之偽與內容記載之偽同等了起來。
不僅這般，假如我們進一個步驟觀察清人的疏證，便可發現他們鑒定《家語》不成信，往往缺少深刻的考辨，只是簡單應用經籍的權威性來得出結論。如《家語》“孔子之楚”至“無祭者乎”一節，《家語證訛》云：“本《說苑·貴德篇》。圣人之祭，多麼鄭重。乃欲以棄糞壤之物受之，以進祖考，何故為圣人？不經尤甚。”范家相以《家語》記孔子受腐魚以祭祖的行為與經書所見孔子態度分歧，便認為不成信任。其實，經書中孔子抽像及其思惟能否合適歷史的本來臉孔，是一個需求穩重探討、仔細研討的問題。而《家語》中包養網心得孔子的行為與其對待祭奠的鄭重態度能否完整沖突，也是個值得剖析的問題。范家相對這兩個問題避而不提，簡單地認定《家語》所記“不經尤甚”，實際上是以經籍的權威性作為“信”與“不信”判斷標準。又以前舉“而東方之諸侯則焉”而論，即便有些極度簡單的疏證從概況上看僅止于辯駁異文而無甚深意，可是細思之下，似乎仍不難發現此中所表現出的經學思維方法。此處《史記》雖不是經籍，但早已經典化。清人多稱史遷著書上繼《年齡》，深于義法，考信必于六藝，敘事多本經傳。又謂作《孔子世家》，乃據素王之說，推尊孔子，下筆曾反復考慮以盡善。是故，《世家》之語相較于《家語》，仍有著類似經籍的權威性，不成輕改。
是以，清人的疏證任務，實際是由論證《家語》是包養女人偽書，進而否認其內容記載的真實性，而他們的判斷標準和思維方法卻是應用經籍的權威性來勘驗《家語》。在這過程中，由古書辨偽到史料甄別再到與權威經籍相勘驗，問題被置換了兩包養sd次。所以說范家相們疏證任務的實質是一種經學活動，其最終目標是想要說明傳世《孔子家語》分歧于深具年夜義的經籍文獻，不具備充當經學證據的資格。
乾隆時期構成的“《家語》王肅偽作”的觀點是《家語》偽書說的第三種形態。其焦點乃在于強調王肅改易資料，偽造《家語》全書，是以其書內容不值采信。晚清近代以來，疑古風潮逐漸興起并年夜盛，疑古派接收繼承了清人的觀點，這使得《家語》在文史研討領域長久地被棄擲不道。但現在看來，清人的疏證并不是客觀的文獻辨偽活動，而其最終目標乃在于消解《家語》作為王肅經學立論依據的公道性。
回顧《家語》辨偽在歷史上的三個主要階段，可以發現有關此書真偽的爭議總是同與之有關義理的爭包養甜心議相伴相生。不論是馬昭的“包養妹增添”包養ptt說，還是王柏的“王肅編《家語》，托名孔安國”，抑或是清人的“王肅偽作《家語》”，這些分歧形態的偽書說產生的背后都指向了類似的目標，即辨偽者以辨書籍之真偽為名行辨義理之醇疵之實。換言之，他們預設了真《家語》必定是孔門的傳而極富精醇義理的條件。而這又非為質疑《家語》者所獨享，除開王肅取之以為“圣證”外，稱頌此書價值者歷代不絕。在孔教立國的時代里，普通士人要擺脫意識包養妹形態的干擾，將這本名字帶有“孔子”二字的書籍自己的真偽與義理的醇疵兩分對待，實在是一個艱難的考驗。這也就是為什么，盡管在清代也有甦醒者，如陳士珂發出“周末漢初諸子，其稱述孔子之言，類多彼此互見，損益成文，甚至有問答之詞，主名各別，如《南華》重言之比，而溢美溢惡，時時有之。然其書并行，至于今不廢，何獨于是編而疑之也”（陳詩《孔子家語疏證序》）的詰問，卻和者寥寥；甚至其有興趣彰顯諸書互見文字，以示《家語》內容有源有本的《孔子家語疏證》也長期被視為辨偽專著，而備受誤解。
近代以來，以經學為中間的傳統學術體系的解體和以文獻史料為基礎的現代文史學術體系的樹立，使得客觀探討書籍的真偽性質及其構成過程成為能夠。而近幾十年間，隨著河北定縣八角廊漢簡《儒家者言》、安徽阜陽雙古堆1號木牘等一批與傳世《家語》類似資料的出土，學界開始從頭審視傳世《家語》之真偽以及“王肅偽作《家語》”的問題。研討者們一方面意識到出土資料的發現可以證明傳世《家語》與諸書的互見內容能夠并非簡單的承襲關系，而是一批共有的文本，他們能夠存在某個配合的源頭，卻經歷了更為復雜的演變過程。是以，傳世《家語》應當可以脫往“偽書”的帽子，而進一個步驟考慮孔安國編纂此書的能夠，及其在儒學上的意義與價值。而同時，研討者發現，與出土文獻、甚至包養金額《說苑》等書比擬較，傳世《家語》文本上存在著大批后代天生的痕跡，是以證明傳世《家語》文本天女大生包養俱樂部生和定型的時代更晚，傳統上以王肅為作偽者的意見似不宜輕易放棄。
▲圖為河北定縣八角廊漢簡。此中的《儒家者言》與安徽阜陽雙古堆1號木牘等一批與傳世《家語》類似資料出土后，學界開始從頭審視傳世《家語》之真偽以及“王肅偽作《家語》”的問題。
以上兩方面的見解都有其公道性，但也仍然存在著局限性。英國歷史學家埃爾頓（Geoffrey R. Elton）說：“歷史研討并非對過往的研討，而是對過往的當前痕跡的研討；假如人們所說、所想、所做以及所經歷的工作沒有留下任何痕跡，那么這些工作就似乎從來沒有存包養sd在過。至關主要的原因是當前的證據，而不是過往的存在這一事實；從嚴格意義上來說，那些沒有資料來答覆的問題并不是問題”，“歷史學家的方式有時促使他依據消散之物周圍依然存在的事物來重建它。不過限制仍然是主要的，在實踐中尤其這般。”（《歷史學的實踐》）辨別傳世《家語》真偽的疑難在于，一方面除了《漢志》中二十七卷的著錄外，我們無法找尋到更多的《家語》在漢代流傳的線索，是以無以傳世《家語》即漢代流傳之本；而另一方面，比較剖析的方式能找出文本演變的痕跡，卻無法說明這些痕跡源自王肅。以當前的證據與方式，既然無法解決這一爭議，那么我們其實可以暫時將其擱置，而選擇一條更為超脫的路徑。
在過往，像《家語》這類晚期古籍的真偽問題之所以會產生，引得人們紛紛討論，實源于人們對于書籍著作權的一種粗略認識，即一本書應該有明確的作者，可考的創作年月以及穩定的文本內容。可是，這樣的觀念往往只能反應后世個人的著作體例，用以匡范先秦女大生包養俱樂部至漢代構成的一批晚期古籍則力有不逮。由于出土文獻的不斷增添以及研討的漸次深刻，學者已經意識到晚期古籍的構成往往需歷經一個長期而復雜的過程。在這期間，它的內容的創作者能夠不止一人，文本、篇章、編次都不是很固定；從最早的面孔到最終定本的產生之間，古書能夠經過了屢次收拾。所以，以往那種“真”“偽”二分的判斷標準并不適適用來說明晚期古籍的性質，因此對這些古書著作權的追問，應當轉換成對其構成、編纂、流傳過程的一種歷史的動態的掌握。事實上，應用類似的互見資料對《家語》進行嚴謹細致的文天職析，摸索其構成與演變，已成為了當前《家語》研討的主要標的目的。
有出土新資料以供應用，現代人得以比前人加倍幸運；能夠剝離義理的判斷而客觀剖析文本，現代人可以比前人加倍了了。由此以拾級，《家語》的懸疑或將慢慢揭開。
責任編輯：姚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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