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荀整合與中國社會現代化問題
作者：黃玉順（山東年夜學特聘傳授、儒學高級研討院博士生導師）
來源：作者授權 儒家網 發布
原載 《文史哲》（英文版）第6卷第1期，2020年12月版，
【摘要】明天應當怎樣對待孟荀？這是儒學復興的一個嚴重課題。孟荀思惟自己具有復雜性甚至牴觸性；并且它們向來就是隨著生涯方法的演變和社會形態的轉換而不斷地被從頭詮釋、塑造和應用的，其影響力也隨之而消長。在中國社會從王權封建轉向皇權專制之際，荀學興盛，這表白荀學中確實存在著法家專制主義原因。皇權帝國時代“獨尊儒術”，于是有法家之嫌的荀學闌珊，而作為儒學正宗的孟學興起；但荀學卻仍以隱蔽的情勢發揮著嚴重甚至最基礎的感化，這就是專制權力的“陽儒陰法”政治路線。而在中國社會走向現代性之際，荀學復興，這表白荀學中存在著有助于現代性啟蒙的思惟資源。但荀包養留言板學的現代復興乃是伴隨著儒學的現代復興而來的，所以孟學并未是以而闌珊，這就意味著必須整合孟荀，而整合的條件是根據現代價值來分別對孟荀思惟加以“損益”。
【關鍵詞】孟子；荀子；包養俱樂部整合；中國社會現代化
明天應當怎樣對待孟子和荀子？是確定還能否定？是將兩者對立起來還是整合起來？對于這些問題，即使持有雷同的現代價值立場的學者（非此立場的觀點不在本文討論范圍之內）也都充滿爭論，並且看起來不會有結果，因為雙方都能從孟荀的言論中找到本身的證據。這說明孟荀思惟自己就存在著復雜性甚至牴觸性，從而表白現有的研討思緒是行欠亨的，必須另辟蹊徑。本文將從觀察“中國社會形態的轉換”與“孟荀思惟影響的消長”之間的關聯來加以剖析，以確定我們明天對孟子與荀子所應有的態度。
何故這般？我曾說過：現有的儒學史、中國哲學史的敘述，“往往脫離了儒學的歷史時代性質，成為一種純粹的概念游戲，掩蔽了儒學的時代特征本相”；儒學“被敘述為某種無關乎現實、無關乎生涯的自娛自樂的東西”，“標識為一個單一的純粹的學術形態，掩蓋或掩蔽了此中所存在的嚴重的時代轉換問題”[①]。但事實上，任何思惟都是時代的產物，其對當世和后世的影響力也隨社會形態的轉換而變化消長；中國傳統思惟學術與現實政治的關系尤其親密，即諸子百家都是“務為治者”[②]。孟荀思惟亦然，其實都是在分歧時代“被詮釋的孟荀”甚至“被應用的孟荀”；這種詮釋與應用會凸顯、縮小、甚至改革其思惟中的某些方面，換言之，孟荀思惟自己就是被不斷地重塑的。是以，本文關注的問題是：對于走向現代性的中國來說，孟荀思惟應當怎樣被重塑并整合起來？
一、荀孟消長與專制帝國的興起
縱觀過往兩千多年的中國思惟史，孟學與荀學的影響力呈現出此消彼長的態勢：從戰國末期到西漢後期，荀學勢強而孟學勢弱；西漢后期以來，孟學漸盛，而荀學雖漸衰卻黑暗一向堅持著實質性感化；但是明清之際以來，尤其是近年來，荀學逐漸復興，而孟學仍堅持其固有之勢。要懂得這種消長現象，僅從孟荀之學自己是無法找到謎底的，必須了然中國社會發展及其社會形態轉換的歷史。我已屢次對此進行了如下勾畫：
1、宗族王權列國時代：商周
2、第一次社會年夜轉型：年齡戰國
3、包養金額家族皇權帝國時代：自秦朝至清朝
4、第二次社會年夜轉型：近代以來
5、個體人權平易近國時代
孟荀之影響力的消長，恰是在這樣的社會歷史佈景之下發生的。
（一）荀學的興盛與第一次社會年夜轉型
稱儒學為“孔孟之道”是一種很晚近的說法。[③]梁玉繩說“孟荀齊號，起自漢儒”[④]，言過其實。實際情況如徐復觀所說，“就西漢初期思惟的年夜勢說，荀子的影響，實年夜于孟子”[⑤]。其實不僅是漢初，在整個漢代甚至更長時期，荀子的影響要年夜得多。
何故這般？學者往往歸因于秦火之后的儒家文獻傳承關系。如汪中說：“漢諸儒未興，中更戰國、暴秦之亂，六藝之傳賴以不絕者，荀卿也。”[⑥]梁啟超說：“自漢以后，名雖為昌明孔學，實則所傳者，僅荀學一派罷了。”[⑦]更有學者認為：“漢世儒者，非僅浮丘伯、伏生、申公一輩博士經生，年夜部出自荀卿之學。即其卓稱諸子，自陸賈以下，如揚雄、王符、仲長統及荀悅之倫，亦難道荀卿之傳也。蓋兩漢學術……其列于儒家者，大略為荀卿之儒也。”[⑧]這類說法當然沒錯，但都只是概況的觀察。
荀學的興盛乃是在中國社會第一次年夜轉型之際，即從王權封建轉向皇權專制的時代，這絕非偶爾。荀子順應了當時中國社會形態轉換的趨勢，該趨勢在思惟上的體現便是法家思惟。荀學實質上是儒家思惟與法家思惟的一種融會，誠如梁啟超所說：“荀子生戰國末，時法家已成立，思惟之互為影響者不少，故荀子所謂禮，與當時法家所謂法者，其性質實極相迫近。”[⑨]
確實，女大生包養俱樂部荀子不僅培養了兩個最自得的法家門生，即作為暴秦最年夜理論家的韓非和最年包養女人夜政治家的李斯，並且其學說自己就包括著專制主義包養價格的原因。譚嗣同有一句名言：“二千年來之政，秦政也，皆年夜盜也；二千年來之學，荀學也，皆鄉愿也。”[⑩]此話雖不無過火，但不難懂得：譚嗣同所抨擊的乃是皇權專制以來的那種“陽儒陰法”的帝制儒學。梁啟超也說：“二千年所行，實秦制也，此為荀子政治之派。”[11]有學者稱“荀子才是秦以后兩千余年中國君主專制政治體制的真正‘教父’”[12]；有些學者甚至認為，荀子主張服事暴君。[13]可見荀學興盛的最基礎緣由是它自己所蘊涵的某些有利于皇權專制的思惟原因，這一點在明天的荀學復興中是特別需求警戒的。
（二）孟學的興起與皇權專制時代
饒風趣味的是，進進帝國時代以后，看起來很是適合于皇權專制的荀學反而式微了。當然，這種式微并不料味著皇權真正拋棄了荀學、法家，這是學界的共識：漢代皇家、甚至整個帝國時代的皇家都是采取的“陽儒陰法”的路數。漢宣帝的名言“漢家自有軌制，本以霸、霸道雜之”[14]，可謂說出了歷代天子的心聲。所謂“霸道”指儒家思惟，所謂“蠻橫”指法家思包養違法惟。一個典範的例子，牟宗三、李澤厚都將朱熹和荀子歸為一類，盡管前者批評朱熹“以荀子之心態講孔子之仁”[15]，后者贊賞朱熹“舉孟旗，行荀學”[16]。[17]在我看來，整個帝國儒學確實都存在著荀學的原因，即都是分歧水平的“儒法合一”，從而都是與皇家“陽儒陰法”相共同的。
但無論若何，至多在名義上，荀學式微了。其間，唐代楊倞作《荀子注》雖然影響深遠，亦未能扭轉這種趨勢。楊倞曾為韓愈的下屬（楊倞序中稱“韓侍郎”）[18]，而“昔荀卿、揚雄二書另有韓愈、柳宗元刪定”[19]；但是韓愈恰是宋明理學揚孟抑荀的先驅，認為對于儒家境統，“荀與揚（揚雄）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20]，予以貶抑。
那么，荀學畢竟為什么會式微？皇權為什么會在選擇儒家的同時卻又與作為儒學的荀學堅持距離？其緣由依然需求從皇權的“陽儒陰法”中往尋找：
一方面是“陽儒”，即打著儒家的旗號，標榜“霸道”“暴政”。我們了解，“漢承秦制”乃是皇權帝國軌制從產生到穩定的時期，這種政治上的“年夜一統”需求思惟上的“年夜一統”，即所謂“罷絀百家，獨尊儒術”，如董仲舒建議的“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并進”[21]。實際上，漢代皇朝的尊儒政策并非始于董仲舒，而是一個集體思惟轉變的過程：“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為相而隆儒矣”[22]；“及竇太后崩，武安侯田蚡為丞相，絀黃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學儒者數百人……全國之學士靡然鄉（向）風矣”[23]。這也表白傳統儒學之中確實存在著合適皇權專制需求的原因，而不限于荀子思惟，這一點也是明天復興儒學時需求警戒的。
另一方面則是“陰法”，即實質上的法家專包養心得制主義，卻不克不及放到臺面上，否則即有“虐政”之名。荀學雖屬儒學，卻有法家之嫌，而法家總是令人與“暴秦”聯系起來，這在標榜“仁義品德”、“以孝治全國”的皇權來說是不成取的。是以，荀學只能“后臺操縱”。
伴隨著“獨尊儒術”，孟學開始興起，因為唯有孟子才是足以與荀子相頡頏的年夜儒。東漢末年趙岐作《孟子》的最早注本《孟子章句》，這是一個標志性事務；正式鮮明地揚孟抑荀，始于韓愈《原道》的道統之論；然后就是宋學的興起，極端地推重孟子。
但我們也應當留意：唐宋以來興起的孟學，其實并非本來的孟學，而重要是經過程朱理學詮釋改革的孟學；並且即使這樣的孟學，也未必都遭到皇家的歡迎，例如明朝天子朱元璋就對孟學很不以為然。清代皇家倡導的程朱理學的孟學也是“被詮釋的孟子”、“被應用的孟子”，因為孟子自己其實起碼專制主義顏色，反倒極具批評權力的傾向。
二、荀學復興與中國社會的現代轉型
荀學的近代復興可追溯到明清之際，如傅山、費密等。這里的“近代”概念是指的中國社會的“內源性現代性”的發生，可追溯到“唐宋變革”[24]，而在明清之際尤為顯著。[25]進清以后，乾嘉學派公開復興荀學，此中僅學術名家就有盧文弨、謝墉、錢年夜昕、汪中、凌廷堪、郝懿行等，進而至于近代俞樾、王先謙、孫詒讓等。
人們凡是將當時荀學復興的緣由歸因于乾嘉學派收拾現代文獻而導致的諸子學的復興。這其實也只是概況現象，事實上，清代“漢學”的興起“乃由與宋學對峙而來”[26]，而這里的“宋學”指作為清朝皇權專制意識形態的程朱理學。所以，乾嘉學派復興荀學乃是一種隱形的對抗皇權的政治思惟斗爭。
乾嘉學派在兩個方面具有“近代”性質：一方面是其方式上的現代性，即其“實事求是”的方式，梁啟超說“乾嘉間學者，實自成一種學風，和晚世科學的研討法極附近，我們可以給他一個特別名稱，叫做‘科學的古典學派’”[27]，胡適也說“這是一種實證主義的精力與方式，他的要點只是‘拿證據來’”[28]；另一方面是其思惟上的現代性，即其思惟觀念的啟蒙性質，戴震的《孟子字義疏證》尤為典範，既尊孟子，而實質上接收了荀子的一些思惟，章太炎稱“極震所議，與孫卿若合符”[29]，錢穆謂之“雖依孟子道性善，而其言時近荀卿”[30]。這就是說，孟荀思惟一路成為對抗皇權專制主義的思惟資源，這也反證了孟荀思惟中存在著某些可以用來反對專制主義的原因。
荀學近代復興的進一個步驟表現是晚清學界出現的今文經學派（夏曾佑、譚嗣同、梁啟超級）“排荀”與古文經學派（俞樾、章炳麟等）“尊荀”之爭。“排荀”運動年夜致發生在1895年甲午戰爭掉敗至1898年戊戌變法掉敗之間，其所針對的其實也是秦漢以來的專制軌制。夏曾佑認為，荀子“法后王”而導致“專制之法”[31]。譚嗣同說，荀子“”[32]。梁啟超“通過對于荀子的非議，所要表達的是，既要長期包養反對政治上的專制，又要反對學術上的專制”[33]。同時與之針鋒相對的則是“尊荀”運動。章太炎作《訄書》，開包養一個月篇就是“尊荀第一”[34]。當然，章太炎有法家傾向，例如他為法家辯護：“以法家之鷙，終使平易近生；以法家之刻，終使平易近膏澤。”[35]這種思惟傾向的佈景是當時“反動”的需求，但“反動”導致的威權主義“專政”畢竟是一種現代性的政包養甜心網治現象，這樣的荀子頗似東方的馬基雅維利。[36]
這或許會令人產生迷惑：曾在漢初襄助帝制的荀學，何故會在顛覆帝制的歷史潮水之中復興？獨一能夠的謎底：荀學之中顯然存在著某些可資解構帝制的思惟資源。此中最凸起的一點，應該就是荀子“性惡”“化性起偽”思惟與近代啟蒙運動的“天然狀態”學說的某種契合，學界對此已有許多探討。
三、孟荀整合與儒家哲學的現代轉化
荀學的現代復興并未導致孟學的式微，即孟荀之間不再是消長關系，而呈現出黑格爾式的“合題”。這就可以解釋為什么近年會出現“整合孟荀”學術思潮的問題。
（一）整合孟荀的學術潮水
在近年的整合孟荀思潮中，李澤厚2017年提出的“兼祧孟荀”頗具影響，他倡導“舉包養app孟旗，行荀學”，“即以情本體的宇宙觀和宗教性品德來范導和適當構建公共感性的現代社會性品德”，“后者乃現代荀學，前者為現代孟旗”，“是一種儒學內部的‘儒法互用’”[37]。他所說的“孟旗”指品德的感情維度；而他所說的“荀學”指品德的意志維度。但是這種“荀學”的法家傾向是顯而易見的，在我看來也是很危險的，因為它是“以內在的、先驗的理，主宰并融解為內在品德心性，而完成品德行為”，即“把‘事事物物’實際是人的各種行為都納進這個規范中，制訂出各種等差順次次序規則的系統，成為可實踐實施而很是龐年夜細密的品德觀念和倫理準則，來有用地統治人們的身心”，其結果就是“譚嗣同所說‘二千年之學，荀學也’，荀—董—朱便成為統治中國兩千年的倫理學”[38]。由此可見，李澤厚所謂“舉孟旗，行荀學”對于皇權專制的“陽儒陰法”路線來說是可以成立的，但對于明天來說則實在是不成取的，蘊涵著威權主義的傾向。
早在2007年，我就提出了“整合孟荀”的問題。[39]我曾談到，“關于儒家思惟資源，我的總的設法就是：收支乎孟荀，調和于孔子”[40]；例如“好處原則是東方啟蒙思惟所極力張揚的，在荀子那里也可以找到依據；仁愛、時宜原則，則在孟子那里可以找到依據”[41]；“對于我們來說，要做的任務乃在：一方面，以荀學的資源往接收東方啟蒙思惟的精力維度；而另一方面，以孟學的資源往接收東方新教包養行情的精力維度，并且使孟荀整合于孔子。這樣，我們就可以重建‘中國正義論’”[42]。
這就是說，我當時提出“整合孟荀”重要是為了我這些年來所建構的“中國正義論”（the Chinese Theory of Justice）[43]。從2008年開始，我在一系列公開發表的文章里都談及“整合孟荀”的問題。[44]事實上，“中國正義論”可以說就是整合孟荀的一種實際結果，即把孟子和荀子的思惟整合于儒家的正義理論體系之中。我所采取的方式類似馮友蘭的“抽象繼承法”[45]，即嚴格區分孟荀思惟中的針對社會歷史現實問題的層面和超出歷史的層面。后者乃是一套儒學道理，例如“中國正義論”，既可演繹出前現代的軌制包養故事建構，也可演繹出現代性的軌制建構，這體現包養網單次為中國正義論的兩條正義原則，即“正當性原則”和“適宜性原則”。
近期較早提出“統合孟荀”的是梁濤，他在2008年出書的“《郭店竹簡與思孟學派》一書中專門增添了‘結語’一章，提出統合孟荀，重建道統”[46]。此后，尤其比來幾年，一些學者陸續發表了相關文章，構成了“統合孟荀”的熱潮。比來的一次學界討論，見于《文史哲》2020年第2期刊發的三篇文章。一是梁濤的《超出尊孟抑荀，回歸同尊孟荀》，台灣包養網主張將孟子由品德而政治的“為政以德”與荀子由政治而品德的“為國以禮”統合起來。這里所觸及的品德與政治的關系問題是可以商議的。[47]二是劉悅笛的《孟荀“天—性—情—心”統合論——從“心統情性”新視角兼祧孟荀》，以經過從頭詮釋的“心統情性”來發展李澤厚的“兼祧孟荀”、“孟荀互補”之說。三是郭沂的《受之以荀，糾之以孟——現代化佈景下的儒學重建》，著眼于“回應東方文明的挑戰”：一方面“受之以荀”，因為現代性的“儒家平易近主思惟和知識論的種子重要存在于荀子所代表的傳統中”；另一方面“糾之以孟”，因為關于后現代性的“糾正包養意思、修復現代化的缺點”，“孟子所代表的傳統已經為我們準備好了良藥”。郭文對儒學現代轉化問題的關注是值得充足確定的，但這里所觸及的先秦儒學與現代性的關系、現代性與后現代性的關系等問題都是可以商議的。[48]
（二）整合孟荀的思惟路徑
迄今為止，主張整合孟荀的學者在這個基礎問題上尚無清楚的結論：畢竟怎樣整合？在我看來，既然孟荀思惟自己存在著牴觸性，那么，簡單的“舉孟旗，行荀學”口號其實沒有什么意義：要舉的孟旗畢竟是其君臣倫理方面還是其批評專制方面？要行的荀學畢竟是其專制資源方面還是其啟蒙資源方面？顯然，我們應當意識到，孟荀整合需求對孟荀雙方的思惟都加以“損益”（這是孔子的觀念[49]，“損”是往失落一些舊的東西，“益”是增添一些新的東西）：
1、孟荀思惟的契合性損益
孟荀思惟之間存在包養網車馬費著彼此契合之處，因為他們畢竟都是儒家。例如，孟子講“人皆可以為堯舜”[50]，荀子講“涂之人可以為禹”[51]，他們共享著本性同等觀念，這種觀念是儒學現代轉化的寶貴思惟資源；又如，孟子盡管不是專制包養俱樂部主義者，但和荀子一樣是君主主義者，他們共享著“君君臣臣”的君臣倫理，這種觀念顯然是儒學現代轉化的障包養感情礙。但孟荀思惟之間也確實存在著不克不及契合、相互沖突的原因，是以，假如不分別對雙方思惟加以損益，其整合就絕無能夠，只會產生“排異反應”（rejection）。
這種契合性損益又可以分為兩種情況：一種是確定一方而否認另一方，例如確定孟子的“平易近貴君輕”思惟而否認荀子的君主專制思惟。另一種則是孟荀雙方的思惟都是不成取的，最顯著的例子就是孟子講“性善”而荀子講“性惡”，這種先驗人道論或後天人道論其實已經過時了，這種人道的存在既犯警證偽也犯警證實；我自己更贊同王夫之的人道觀“性者，生也，日生而日成之也”[52]，即人道并非一成不變的，而是在生涯中天生和發展著的。
2、孟荀思惟的時代性損益
對孟荀思惟的損益，更主要的維度是時代性：損益的價值標準無疑應當是人類社會的現代文明價值，否則就會變成原教旨主義。
（1）損：對孟荀思惟中非現代性原因的摒棄。孟荀思惟中還有一些原因，在當時是可以懂得的，而在明天則是必須拋棄的，因為它們不合適現代性的文明價值。且以所謂“焦點價值觀”所列的專屬現代人類文明的這些價值而論：孟荀思惟之中，凡不合適不受拘束觀念的思惟必須摒棄，凡不合適同等觀念的思惟必須摒棄，凡不合適公平觀念的思惟必須摒棄，凡不合適平易近主觀念的思惟必須摒棄，凡不合適法治觀念的思惟必須摒棄。
（2）益：對孟荀思惟的創造性發展。對于現代社會生涯的需求來說，孟荀的思惟遠非什么完備的東西，有需要加以發展、完美和補充。這里尤其需求警戒學界存在的某種否認文明進步的復古主義傾向。
此外，這里還觸及中西融通的問題。章太炎這番話值得長期包養品味：“今將為荀子之徒歟，西學具在，請就而學焉；將為孟子之徒歟……要自三代以上之禮樂文章，七十子后漢唐學者之緒言，而我朝二百四十年來所孜孜焉講求者也。”[53]他簡單地將荀子歸于西學，而將孟子歸于傳統，這是可以商議的；但他把“整合孟荀”與“整合中西”聯系起來，這是值得確定的。而我在這里特別想強調指出：這其實并不是“中西”問題，而是“古今”問題，即前現代文明與現代性文明的關系問題。我曾屢次指出：要警戒學界存在的一種傾向，即以“中西之異”來掩蓋和偷換“古今之變”問題，以此拒絕現代文明。
縱上所述，孟荀思惟自己具有復雜性甚至牴觸性；并且它們向來就是隨著生涯方法的演變和社會形態的轉換而不斷地被從頭詮釋、塑造和應用的，其影響力也隨之而消長。在中國社會從王權封建轉向皇權專制之際，荀學興盛，這表白荀學中確實存在著法家專制主義原因。皇權帝國時代“獨尊儒術”，于包養俱樂部是有法家之嫌的荀學闌珊，而作為儒學正宗的孟學興起；但荀學卻仍以隱蔽的情勢發揮著嚴重甚至最基礎的感化，這就是專制權力的“陽儒陰法”政治路線。而在中國社會走向現代性之際，荀學復興，這表白荀學中存在著有助于現代性啟蒙的思惟資源。但荀學的現代復興乃是伴隨著儒學的現代復興而來的，所以孟學并未是以而闌珊，這就意味著必須整合孟荀，而整合的條件是根據現代價值來分別對孟荀思惟加以“損益”。
注釋：
[①]黃玉順：《論“重寫儒學史”與“儒學現代化版本”問題》，《現代哲學》2015年第3期，第97–103頁。
[②]司馬談：《論六家要旨》，見司馬遷《史記·太史公自序》，中華書局1959年版，第3288-3289頁。
[③]“孔孟之道”出自元末明初的小說《三國演義》第六十回，國民文學出書社1973版，第514頁。
[④]梁玉繩：《史記志疑》卷三十六，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1481頁。
[⑤]徐復觀：《兩漢思惟史》第二卷，華東師范年夜學出書社2001年版，第310頁。
[⑥]汪中：《述學·荀卿子通論》，《述學校箋》，李金松校箋，中華書局2014年版，包養網單次第453頁。
[⑦]梁啟超：《中國學術思惟變遷之年夜勢》，見《飲冰室合集》文集之七，中華書局1989年版，第49頁。
[⑧]徐平章：《荀子與兩漢儒學》，臺灣文津出書社1988年版，第179頁。
[⑨]梁啟超：《先秦政治思惟史》，天津古籍出書社2003年版，第117–118頁。
[⑩]譚嗣同：《仁學》二十九。見《譚嗣同選集》（下冊），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337頁。
[11]梁啟超：《論支那宗教改造》，見《飲冰室合集》文集之三，中華書局1989年版，第57頁。
[12]趙法生：《荀子的政制設計與學派歸屬》，《哲學研討》2016年第5期，第68–77頁。
[13]參見常年夜群：《荀子與中國君主專制政體》，《棗莊師專學報》1992年第1期，第88–92頁；方爾加：《荀子新論》，中國戰爭出書社1993年版，第46–50頁；方爾加：《荀子：孔孟儒家的千古罪人》，《管子學刊》1994年第4期，第20–24頁；薩孟武：《中國政治思惟史》，東方出書社2008年版，第29–30頁；王玲：《先秦儒家的“君臣之分”探賾》，《河北師范年夜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2年第2期，第30–26頁。
[14]班固：《漢書·元帝紀》，中華書局1962年版，第277頁。
[15]牟宗三：《心體與性體》（上），吉林出書集團無限公司2013年版，第41頁。
[16]李澤厚：《倫理學補注》，《摸索與爭鳴》2016年第9期，第4–13頁。
[17]朱鋒剛：《“統合孟荀”與重建道統的現代思慮——從“朱熹是荀學”說起》，《天府新論》2019年第3期，第31–36頁。
[18]霍生玉：《韓愈注釋過〈荀子〉嗎——唐代楊倞〈荀子注〉中“韓侍郎”考》，《古籍研討》2013年第2期，第20–25頁。
[19]阮逸：《中說序》，見《中說》，阮逸注，《四部叢刊初編》本，第338冊，第3頁。
[20]韓愈：《原道》，見《韓昌黎文集校注》，馬其昶校注，上海古籍出書社1987年版，第18頁。
[21]班固：《漢書·董仲甜心花園舒傳》，第2523頁。
[22]班固：《漢書·董仲舒傳》，第2525頁。
[23]司馬遷：《史記·儒林列傳》，顧頡剛編審，中華書局1959年版，第3包養意思118頁。
[24][japan(日本)]內藤湖南：《歸納綜合的唐宋時代觀》，原載《歷史與地輿》第9卷第5號，1910年；見《japan(日本)學者研討中國史論著選譯》第一卷，劉俊文主編，中華書局1992年版，第10–18頁。
[25]參見黃玉順：《論“重寫儒學史”與“儒學現代化版本”問題》，《現代哲學》2015年第3期，第97–103頁；《論儒學的現代性》，《社會科學研討》2016年第6期，第125–135頁。
[26]周予同：《周予同經學史論著選集》，朱維錚編，上海國民出書社1996年版，第323頁。
[27]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見《飲冰室合集》第10冊，中華書局1989年影印本，第22頁。
[28]胡適：《胡適遺稿及秘躲書信》第7冊《清代思惟史》，黃山書社1994年版，第49頁。
[29]章太炎：《章太炎選集》第四集，上海國民出書社1985年版，第24頁。
[30]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河北教導出書社1999年版，第311頁。
[31]朱維錚：《神州長夜誰之咎——析夏曾佑與宋恕的通訊》，見《音調不決的傳統》，浙江年夜學出書社2011年版，第146–148頁。
[32]譚嗣同：《仁學》，華夏出書社2002年版，第95頁。
[33]孫年夜坤：《晚清語境中的荀學解釋》，載《經典與解釋》第49輯，華夏出書社2018年版，第211–231頁。
[34]章太炎作《訄書初刻本·尊荀第一》，見《章太炎選集（三）》，上海國民出書社1984年版。
[35]章太炎：《訄書初刻本·商鞅第三十五》，見《章太炎選集（三）》，第79–82頁。
[36]黃玉順：《儒家不受拘束主義對“新孔教”的批評》，《東岳論叢》2017年第6期，第39–44頁；《年夜陸新儒家政治哲學的現狀與遠景》，《衡水學院學報》2017年第2期，第sd包養69–71頁；《儒學之當前態勢與未來矚看》，《孔子研討》2018年第4期，第17–21頁；《儒學的現狀、教訓與經驗——政治哲學層面的觀察與思慮》，載《生涯儒學與現代性問題》，四川國民出書社2019年版，第251–256頁。
[37]李澤厚：《舉孟旗，行荀學——為〈倫理學綱要〉一辯》，《摸索與爭鳴》2017年第4期，第58–62頁。
[38]李澤厚：《舉孟旗，行荀學——為〈倫理學綱要〉一辯》，《摸索與爭鳴》2017年第4期，第58–62頁。
[39]黃玉順：《哲學斷想：“生涯儒學”信札》，四川國民出書社2019年6月版，第257、260、263、293、296頁。
[40]黃玉順：《哲學斷想：“生涯儒學”信札》，第296頁。
[41]黃玉順：《哲學斷想：“生涯儒學”信札》包養ptt，第257頁。
[42]黃玉順：《哲學斷想：“生涯儒學”信札》，第263頁。
[43]關于“中國正義論”，參見黃玉順：《中國正義論的重建——儒家軌制倫理學的當代闡釋》（文集），安徽國民出書社2013年版；《中國正義論的構成——周孔孟荀的軌制倫理學傳統》（專著），東方出書社2015年版。
[44]短期包養黃玉順：《儒學當代復興的思惟視域問題——“儒學三期”新論》包養sd，《周易研討》2008年第1期，第51–58頁；《孟子正義論新解》，《包養app人文雜志》2009年第5期，第9–22頁；《中國“年夜一統”的“三時一貫”論》，《學包養ptt海》2009年第1期，第5–10頁；《生涯儒學的正義理論》，載《當代儒學》第1輯，廣西師范年夜學出書社2011年版，第1–16頁。
[45]馮友蘭：《中國哲學遺產底繼承問題》，《光亮日報》1957年1月8日；《再論中國哲學遺產底繼承問題》，《哲學研討》1957年第5期，第73–81頁。
[46]梁濤：《孟荀之間》，《中華讀書報》2017年10月25日。
[47]參見黃玉順：《孔子怎樣解構品德——儒家境德哲學綱要》，《學術界》2015年第11期，第104–115頁。
[48]參見黃玉順：《論儒學的現代性》，《社會科學研討》2016年第6期，第125–135頁；《論“儒家啟蒙主義”》，載《戰略與治理》2017年第1期，中國發展出書社2017年版，第221–250頁。
[49]《論語·為政》，見《十三經注疏·論語注疏》，中華書局1980年影印版，第2463頁。
[50]《孟子·告子下》，見《十三經注疏·孟子注疏》，中華書局1980年影印版，第2755頁。
[51]《荀子·性惡》，王先謙《荀子集解》，中華書局1988年版，第442頁。
[52]王夫之：《尚書引義·太甲二》，《船山全書》第二冊，岳麓書社1996年版，第300頁。
[53]章太炎：《訄書初刻本·尊荀第一》，見《章太炎選集（三）》，第7頁。
責任編輯：近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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